三希帖法帖：三件书法的至尊之宝
作者：罗米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所谓“三希”，是乾隆皇帝在他的内府收藏中选定了三件他认为艺术成就最高最珍稀的作品，并且把他自己读书的养心殿西暖阁用作珍藏和赏玩这三件宝物的专属地点，还为此地专门题名为“三希堂”，从此以后，三希堂就专房专用，成为收藏史上最著名的一间“藏室”，知名度超过了历朝历代的各种“宝物仓库”。
不过，要说起来，作为宝库的“三希堂”历史最短资历最浅，我们漫长的收藏史上，“三希堂”不知还有多少大名鼎鼎的前辈。
人类基因里其实是点收藏癖的，在我们漫长的历史里，收藏之事伴随始终。
我们民间说到收藏，还有句俗话叫做“乱世黄金，盛世收藏”，意思是在乱世里，黄金是最重要的硬通货，而到了国泰民安的盛世，文物和艺术品收藏才是一件回报率最高、最值得做的事。
连民间都有这样的觉悟，皇家就更不用说了。
早在《尚书》里就有关于收藏的记述，说的是周王在内府里藏的各种玉器、漆器等等珍贵的物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甚至还出现了古物作伪的情况，到了汉代，武帝刘彻专门创设秘阁收藏图书，汉明帝爱好丹青，于是他收藏书画。
当然，因为年代太久远，这些帝王的收藏情况和他们的藏品，我们是难得一见了。
魏晋时期是中国鲜有的乱世，乱世保命尚且不易，连皇帝都做得朝不保夕，收藏就显得格外奢侈了。不过，中国书法和绘画正在此时走向成熟，并且出现了像王羲之、顾恺之这些中国书画史上的巨擘北斗，画史上也记录过许多名家轶事，可见这个时代的收藏其实也从未断绝，只不过收藏的主力由皇室转向了当时的士家大族。
再到了隋唐，国家统一，实力慢慢强大起来，皇帝就又开始动了收藏的念头。隋炀帝广搜天下奇珍，书画自然难“逃”他的罗网。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书画收藏的超级粉丝，为了搜求王羲之的《兰亭序》，他费尽周折曲线“救国”，成为历史上一段著名的故事，现在流传的诸多兰亭序的版本，正是唐太宗当时命令书法家和拓书高手们摹写的。
辉煌的收藏为大唐平添了华彩！
到了宋代更不必说，这是个风雅至极的朝代，光是内府的藏宝处就有秘阁、天章阁、龙图阁、宝文阁和后苑图书库。宋代的皇帝特别有档案意识和学术精神，从太宗开始就进行了宝物的清点、刊刻和著录工作，淳化三年刊刻了《淳化秘阁法帖》（简称淳化阁帖），收录的是唐以前的书法作品，包括大量二王的书法，在漫长的历史流转当中，这些书法原本几乎丧失殆尽，多亏有了淳化阁帖，后人方才有机会一窥书法至宝的风神。
淳化阁帖也因此被尊为“法帖之祖”。
前代的内府收藏顶多相当于一个宝物仓库，除了供皇帝或者近臣玩赏以外，并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但到了宋代，由于这些宝物被辑录在册，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数据库，每一件宝物都获得了一份相当珍贵的“影像资料”和“身份信息”，这就为后人提供了检索、研究的可能性。
到了徽宗时期，他在收罗、鉴藏宝物上下的工夫更多，他甚至亲自题写标签，把宝物分级入藏。徽宗时编纂了 《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等，分别收录内府所藏的书法、绘画和青铜器，这是中国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型著录活动，系统性最强，规模最大。
可惜，放在整个历史当中来看，宣和年间的这一系列收藏和著录活动无疑是中国文化和艺术史上恢宏盛大的伟业，但偏偏它们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里，在这个业已风雨飘摇的北宋末年，它们成为末世王朝身上背负的又一重沉重的负担。
即便是国祚短促的蒙元时代，宫廷对书画的收藏和鉴别也不遗余力，元文宗设置奎章 阁，并下设“群玉内司”这样的专职机构，负责管理供御览或鉴辨的图书秘玩，也是前所未有的举措。
经过了明代的一段沉寂，到了清代，皇室收藏便呈爆发式的增长。
清初从顺治帝开始就有心扩充内府收藏，康熙开始，皇帝便下旨在全国搜罗历代名家书画，一时间，各地官员和民间人士陆续进献，一番动作下来，到了乾隆时期，大量散落的古代书画珍品集中在了清代的宫廷里，数量空前。
乾隆八年开始，在皇帝的授意下，宫廷组织了一大批学者和鉴赏家们，对内府书画进行了鉴定和整理，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嘉庆二十一年才告一段落，最后，通过长达70年辛苦努力，编辑出两部极其重要的书画鉴定和著录典籍：一部叫 《秘殿珠林》，一部叫《石渠宝笈》。
因为收藏数量太多，这两部书都只好不断增补，有了初编还得有续编，最后还要增补上三编，最后一共收录内府收藏的书画珍品7700余件，涉及800余位书画家，这两部典籍到了现在，成为我们考证古代书画最有价值的参考书。
乾隆以后，国力日益衰落，不要说扩充内府，就连原本的收藏也无法保持原状，尤其外国列强入侵的盗抢和清末溥仪逊位偷带书画出宫，致使历代书画珍品严重散佚，这一部漫长浩瀚的皇室内府收藏史，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中秋帖》
《伯远帖》
哦，就在最后的结尾到来之前，乾隆在历代书画珍品中选出他心目当中的“前三甲”，这就是一家两代人的三件书法作品，一是“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二是他的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三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的《伯远帖》。
嗯，光是这名头，大家也口服心服，当然更要紧的是它们确实既完美又珍稀，尤其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被唐太宗带入昭陵永久封存以后，王羲之的真迹就极为罕见，因此这难得的一帖手迹也就荣耀加身，历代鉴藏家都为之倾倒，题咏不绝，乾隆皇帝还为其亲题“神乎技矣”，当然何等的赞美加之于它，也似乎并不为过。
由于这“三希”在当时不过是书法家随手写来的小手札，所以篇幅极小，连乾隆皇帝为了表达他的珍爱宝重所题的字和所盖的章都得另附它纸，于是这些小小的手札前前后后都裱上了历代的题跋，其中不乏赵孟頫、董其昌等书画名家。
装裱完成的法帖上有历代鉴藏家的书画，都是为了赞美和应和，长长一卷热闹得很，不过纵然这些题赞喧宾夺主，几乎要将法帖巴掌大的“真身”淹没，但它仍然自带光芒，最长的《伯远帖》不过五十余字，最短的《中秋帖》才二十余字，但古黄的纸上，一千多年前的墨迹仍旧璨然铿锵，如珠如玉，熠熠生光！
不过，最为可惜的是由于战争离乱，“三希”在清末被“分离”后就四下流落，后来经过努力，《中秋帖》和《伯远帖》复归故宫，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却被带到台湾，而今三希堂仍在，唯愿“三希”帖也有重新聚首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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