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三宝，晚清青铜器的“至尊”

作者：罗米

从左到右：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

我们一提起文物宝藏，总是会自豪于我们历史悠久，文华灿烂，也正因为如此，想要为它们“论资排辈”就格外困难。

所以说能拥有“海内三宝”这样的大名号，必定出身不凡，才能力压众宝，所以最后夺魁的是西周的三个鼎。

商晚期到西周是我们青铜器发展的巅峰，鼎又是青铜器中地位最高的礼器，所以这样的评选大家是服气的。

这三个鼎分别是大克鼎、大盂鼎和毛公鼎，都在晚清出土于陕西宝鸡，这里正是西周的京畿重地，所以“海内三宝”的名号其实是清代的人封了。

我们都知道西周的鼎很多，从重量、造型、纹饰上来综合衡量，它们确实是同时代的佼佼者。

重量最大的是大克鼎，重200多公斤，越重铸造难度越大，当然也就越显得浑厚庄严。精细流畅的纹饰又让它显得很舒展。

商代最流行的兽面纹在这里仍然清晰可见，就是鼎的口沿下方那一圈，以中间突起的小棱扉为中心，两个眼睛炯炯有神，但丝毫不叫人害怕。

鼎腹的主纹饰像是起伏的波涛，叫做窃曲纹，它由鸟纹和龙纹衍化而来，仔细看还依稀能分辨出一点“原形”的影子。

这样大的鼎是分块铸造的，所以块和块之间拼合的时候会留下浇灌铜水的线，称为“范线”。大克鼎的范线相当细，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到，这也是当年的铸造工艺登峰造极的重要例证。提示你一下，在那小小的鼓突的棱扉下面可以找到它的痕迹。

光看外壁肯定是不够的，大克鼎入选“三宝”肚子里还得有点“干货”。对了，这就是鼎腹内的铭文。

铭文有两段共28行，290字，记录的是铸鼎的这个叫克的贵族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封赏的情况。

除了内容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这290字的铭文字体优美圆润，规整和谐，从艺术角度来看也是超凡的，确实是件不世出的完美的鼎了。

大盂鼎比大克鼎稍小一些，重153公斤，但铭文比大克鼎还多一个字，有291个字，内容是周王告诉铸鼎的盂这个人，商代因为酗酒最后亡了国，周就要谨记这个教训，所以周代要忌酒，并要盂辅助周王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

大盂鼎的铭文更加质朴庄严，瑰异凝重，书法成就在当时的青铜器中首屈一指。

不过大盂鼎的纹饰更素朴些，只有口沿下方的一圈兽面，比大克鼎的兽面显得更“写实”一些，也更“恐怖”一些，因为它是西周早期的作品，越接近商代，兽面的形象就越恐怖。

到了毛公鼎，铭文就一骑绝尘了，达到了不可思议的500个字，是迄今为止西周青铜器上最长的铭文。

毛公鼎形体更小，重量更轻，只有34.5公斤，小小的身体要承载这么多铭文，真替它累。

毛公鼎外壁只有一圈简单的重环纹，看着很素雅，如果习惯了丰富隆重的早期纹饰，它就确实有点“寒碜”了，毕竟它的注意力全在铭文上。

铭文的内容是讲的周宣王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最后对毛公大加赏赐，毛公于是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毛公鼎的铭文书法更加成熟，尽显了当时流行的大篆书体的全部魅力，铭文圆润精严，浑凝拙朴且不说，就说这27厘米深的腹内要容纳500个字，章法布局也足够见功夫了。

可以说毛公鼎的铭文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只有“完美”二字送给它。

你或许发现了，我说得最多的是“三宝”的铭文，对了，它们能够被赋予这样的身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铭文。

在清代中晚期流行一种学问叫做金石学，也就是以古代的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它们上面的刻字来补充史料，所以他们格外看重青铜器上的铭文，有铭文尤其是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身份就越来越高了。

随着金石学的流行，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被制成拓片又成为书法家们追捧和学习的对象，所以铭文的艺术水准越高，青铜器本身也就越受人珍重了。

我们知道中国有许多青铜器正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流失海外，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外国人更喜欢动物形象的青铜器或者纹饰丰富的，而我们中国人则更宝重铭文多的，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史料，外国人看不懂字，也没有兴趣研究我们的古代历史，所以也就只能从外观上来选择了。

说起青铜器的流失，这三宝可谓命途多舛。

这三件宝物一出土就引起了各方的觊觎，多经转手，宝物的争夺不可避免混同了阴谋和血腥，尤其到了到抗战时期，日寇对我们文物的抢夺更是疯狂肆虐，这名声显赫的“海内三宝”也成为日寇打探的重点。

毛公鼎一开始被藏在上海，1941年被秘密带往香港，香港沦陷后收藏毛公鼎又被辗转带回上海。抗战胜利后，毛公鼎被捐献给政府，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宝鼎至此南迁至台北，现在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的遭遇更惊险。

大盂鼎于道光年间出土，后被左宗棠赠给曾搭救过他的潘祖荫。

后来，大克鼎出土，潘家又重金购得，一时间大盂鼎、大克鼎这两件周朝时期最大的青铜器齐聚潘府，轰动当时。

后来二鼎被运回潘氏苏州老家，不轻易示人。从清代到民国，宝鼎先被位高权重的高官端方极力谋取，后又有美国藏家重金求购，还有国民党官员阴谋贪求，但还好有惊无险，潘家最终将它们力保下来。

最大的危险还是来自日寇。苏州沦陷后，潘家撤离苏州，只得将宝物掩埋入土，日军到潘家搜查，掘地三尺未果，只得作罢。

新中国成立后，潘家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

这确实是了不得的大义之举！

1952年上海博物馆落成，大克鼎藏入该馆。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开馆，上海博物馆将大盂鼎支援到了北京。

毛公鼎现在虽与这两宝隔海峡相望，但它一定期盼着归来团聚的那一天。

我们自古有“重器不出门”的说法，这“海内三宝”自然是当之无愧的重器，还好，它们虽然历尽劫难，虽然两岸分离，但毕竟它们还是都被留在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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