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8年5月3日的枪杀，西班牙独立战争

作者：罗米

戈雅《1808年5月3日的枪杀》，1814，普拉多博物馆

生逢乱世对于艺术家个人而言往往是不幸的，但对于艺术本身而言，或许又是大幸。中国古人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也正是这个意思。

身逢乱世的戈雅，就用最犀利而精微的画笔，截取了时代的片断，记录下这个时代里西班牙的滚滚烟尘，为艺术史的星空增添了最灿烂的星光。

戈雅活跃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他已经在《卡洛斯四世一家》中充分预示了西班牙在这样的皇室治理之下，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

早在1796年8月18日，卡洛斯四世便被迫与法国结盟，与英国为敌。到了1805年，西班牙引以为傲的海军葬送在英国纳尔逊将军领导的特拉法加战役中。西班牙迎来了最动荡最黑暗又最孱弱的时代。

1807年，法国入侵西班牙，卡洛斯四世成为傀儡。

西班牙人民爆发起义，反对国王昏庸、佞臣当道，于是卡洛斯四世被迫在3月19日让位给儿子斐迪南七世。斐迪南七世当时只有12岁，于是在拿破仑的逼迫下逊位。

这是1808年，西班牙经历着史上未有的剧痛。

痛失自主权又受此大辱的西班牙民众要向法国人质询，讨回主权，于是1808年5月2日在马德里爆发了起义。

法军派兵镇压，起义军在炮火中逃散，一些人在混乱中不幸被捕。次日凌晨，他们未经审判便被法军带到皇宫附近的太子山下处决。

而这，便构成了戈雅《1808年5月3日的枪决》的主题。

5月3日，这些被捕的起义者分别被带到数个地方处决。画面中的这十多位起义者只是其中的一小队。

执行者和牺牲者被画家放在一个极为狭窄的空间里，这更加剧了画面的紧张感。画面中执行枪决的法国士兵是冷酷的，画家有意画了他们的背后，整齐排列的军服和军帽以及数杆带着尖刺的长枪却突显出他们的无情。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就义者。他们姿势各异，有些已被枪决倒地身亡，最后那几位还在即将就义时作最后的呼号。

画面的光源来自于右侧地上的一个方形的灯笼，它照亮了那位双手高举的就义者，他身上的白衣黄裤与灯笼的色彩形成了绝妙的呼应。

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劳动者，从他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便可得知。而他恐惧的表情和身后那些即将被行刑的人害怕的姿势，都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训练有素”的革命者在慷慨就义，他们不过是一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只是无意中被卷入了这一场暴动。

所以，戈雅有意通过这些细节强调就义者的身份，无非是要强调这是一场针对平民的屠杀。

不过，对于这些起义者来说，他们的牺牲也堪称伟大。

画面的视觉焦点是那位白衣黄裤的牺牲者。他双臂高举，仔细看，他的右手心里有一个深洞，像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手上留下的钉痕。

戈雅在此处将这醒目的伤痕画在起义者手上，并让他张开的双臂上举呈向上的斜十字状，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姿势多么相像。他要赋予这些牺牲者殉道的神圣感。

他面前倒地的那一位，身体也呈十字的姿势，更强化了这样的宗教性。

戈雅是想表明这场牺牲将会带来的救赎。当然，这救赎便是西班牙走向新生。

所以，远处还有一片教堂，这也是暗示着这个现实事件所对应的宗教意义。

画面中一片暗沉，唯一的光打在这位起义者身上，令他在黑夜里闪闪发光，这正是在向世人表明，这些平民才是这个黑暗世界的希望之光！

最终，这些起义者被枪决后暴尸在外长达8天，最后才被埋葬在集体坟墓中。

其实戈雅把这个事件的开头也画了下来，这就是戈雅《马德里1808年5月2日》。

戈雅是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他原本是大革命思想的信奉者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但在这一天内，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此时才更加清晰地认同了自己的双重身份，他是西班牙人，他也是亡国奴。

正是这样的身份认定，才使得戈雅的作品中充满强烈的民族悲愤。不过，事件发生之时，处于法国高压之下的西班牙画家并不能秉笔直录，所以直到1814年，斐迪南七世重新登基，西班牙重获自由，戈雅才能追忆这场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的起点，完成这历史的见证。

用戈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我们反抗欧洲暴君最高贵最英勇的光辉行动”！

到了19世纪中后期，法国画家马奈也模仿戈雅画了一幅这样的作品，是针对奥地利皇族马克西米利安远赴墨西哥当皇帝，结果被“叛军”枪决的场景。比起戈雅法军残杀起义者的画面中情感的激烈和浓烈的宗教性，马奈的作品却显得异常“平静”，仿佛枪决的就是普通的罪犯。

马奈对此事的态度和判断，从这样的平静中，我们便可清晰感知了。

这正是绘画中的“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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