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彩骆驼载乐俑：万国来朝的盛世风采

作者：罗米

三彩骆驼载乐俑，唐，中国国家博物馆

人口众多一般来说是判断一个地区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古代尤其如此。

为了描绘盛唐的繁华，唐代的诗人们也很乐于用人口来说明，比如杜甫写过“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邑尚且如此，大都市长安就更了不得，岑参说“长安城中百万家”。

除去诗人浪漫夸张的成分，据现在学者的研究，长安城中百万人口还是相对比较可信的数据。要知道，当时的欧洲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城市，一个世纪以后，欧洲城市开始兴起，伦敦、巴黎、威尼斯这样声名远扬的城市，人口也不过万人。

长安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城市，也是最繁荣、最包容的寻幻之都。

当年在长安城里寻梦的，除了想要一朝成名天下知中国士子，还有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在城里的有些区域，外国人甚至比中国人还要多，所以当时还有人生出了“身在长安，疑在异域”的“抱怨”。

长安城里的外邦人来源大致有几个，一是来自东方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留学生”，其中尤以日本的“遗唐使”最为著名，他们是留学生中的主力军。日本对大唐文化如饥似渴，力求“把中国搬到日本”。所以当年的京都几乎是尽可能地照搬了长安，如今依然保存着浓郁的唐风。

另一部分则是数量更多身份更复杂的“胡人”。胡人是汉族对北部和西部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笼统称谓，包括数量庞大的波斯人，也就是现在伊朗一带的人，还有粟特人、突厥人、回鹘人等等生活在北部以及西部的其他民族。

胡人来长安主要是经商，也还有一些是落难的贵族，奉命的使节以及传教求法的僧侣，当然还有些献艺求名的艺人。

由于大唐的包容气度，这些外国人在长安不仅能各安其身，而且来自胡地的许多风俗也被唐人接纳甚至追捧，一时之间竟然形成了风尚，在音乐、服装、饮食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这些高鼻深目的胡人也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当年长安城里弥漫的异国风情就这样被保存到了壁画、三彩俑、金银器、铜镜等等器物里。

三彩俑算是异域风情大集合，尤其是著名的骆驼载乐俑。

骆驼是西域一带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它的极限负重量能达到250公斤，所以要承受几名成年人在驼背上表演应该颇不轻松。

不过，在我们所有的骆驼载乐俑中，骆驼的脖子总是高昂着，似乎在说驮起这几名乐师不在话下，看它的神态，更像是在与音乐呼应唱和。

这些乐师戴着高高的软帽子、高鼻深目满脸络腮胡子，这是我们的艺术作品中最典型的胡人形象。他们手中所执的乐器各不相同，现在这些乐器只有琵琶保留得比较完整，其他的已经看不见了，据考证应该还有筚篥、鼓等乐器，均是来自胡地的乐器。

胡乐在大唐是受到官方认证的音乐，据唐书记载，唐代有十部乐：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可见胡乐所占的比重相当大。

唐太宗当年创制的“秦王破阵舞”当中便有龟兹之乐，到了酷爱音乐又精通乐理的玄宗，更是“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当时最流行的“霓裳羽衣曲”中，更是杂糅了西域乐舞的元素。

胡地传来的除了乐器，还有舞蹈。胡地的舞蹈并不是女子的专利，能歌善舞似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事，所以舞俑中有许多男子形象。

当时最流行的是胡旋舞和胡腾舞，以旋转和跳腾为特点，这座陶俑中间站立的那位男子，看上去也正在作胡腾舞。

当年不少艺人因乐舞而得享声名富贵，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胡人安禄山。他也是因为一支出色的胡旋舞取悦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竟然成为朝廷的宠臣，手握重兵，制辖一方，最终致使大唐遭遇重创。

一个胡人，竟然可以做到三镇节度使，并且受封亲王，除了在彻底开放的大唐，在其他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也都再难有这样的事。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看来，唐人已经很难从生活里戒除胡风了。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另外一件骆驼载乐俑，上面的乐师多达七位，他们手中的乐器有琵琶、竖琴、笛子、拍板等等，想不到吧，这些早已成为我们传统民乐中的重要乐器，其实都来自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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