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和高更，相爱相杀的艺术家啊！

作者：罗米

凡·高在左，高更在右

艺术家之间的恩怨情仇总是让艺术史显得格外生动，当然，对于艺术家自己而言，自处其中一定不那么愉快，不过，艺术家之间最多的就是技艺上的竞争，大多也是堂皇磊落的，所以，对于我们围观群众来说也乐于观之。

多看到一点前尘往事，便会对艺术家们多一分了解。这也是浏览艺术史格外有趣的事。

最早见于记录的艺术家竞争，是古希腊的两位画家巴哈修斯和宙克西斯斗画，宙克西斯画了一串葡萄，成功地引来小鸟啄食，志得意满的他看着巴哈修斯不动身色，久久不肯揭开画面上盖的一层布，于是不无嘲讽地伸手去掀，这才惊觉自己技不如人。因为巴哈修斯的作品正是这块布，因为宙克西斯不过是骗过了小鸟的眼睛，而他的对手却成功地骗过了画家的眼睛。

真是生动有趣，活灵活现的故事！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竞争更多，因为画家要用技艺争夺赞助人，他们或者是教皇，或者是贵族，也有可能是市民，一旦失败有时候生活便会陷入困顿，更残酷的结果甚至可能身败名裂，所以这个时期的竞争既多，又缺少那样的活泼浪漫气息。

最著名的就是米开朗基罗和布拉曼特的你争我夺。这种竞争只限于建筑范围内，两位都被征召到梵蒂冈为教皇新建的圣彼得大教堂效力。据说正是因为布拉曼特的“陷害”，向教皇进谗言，导致派米开朗基罗不得不被调离大教堂的设计岗位，去从事他最不喜欢的绘画工作，这让米开朗基罗忿恨不已。

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便是布拉曼特这个“谗言”的结果。唉，对于我们后人而言，对于艺术史而言，其实倒还真要感谢布拉曼特了，否则又怎么会有这样的杰作传世？

当时的传记作家瓦萨里所作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这样的故事相当不少，许多艺术杰作的背后，都有这样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到了17世纪，则有雕塑家和建筑家贝尔尼尼和博罗米尼的针锋相对，最有趣的则是人都使尽浑身解数，一个设计了罗马纳沃纳广场的四河喷泉，一个设计了喷泉后面的教堂，交相辉映，各有千秋，为罗马留下了最雄伟的广场。

当然，对于围观群众来说，倒对这些竞争喜闻乐见，因为这些艺术家都是一时瑜亮，竞争让他们的光芒更加夺目。其实，艺术家之间更多的时候还是惺惺相惜的。

这些故事为艺术史平添的，多数还算得上是一段佳话，但另外一对艺术家，他们的故事比以上诸位都要更出名，其结果，也比任何一位，都更加惨烈。

这就是凡·高和高更。

1886年秋，凡·高在巴黎第一次遇到了高更，这时他们二人还都是不名一文的潦倒艺术家。高更强烈的个性很快就吸引了凡·高，尤其是高更那强烈又没来由的自信，更是令凡·高尊重又不乏敬畏。

到了1888年，凡·高离开浮华的巴黎来到南方普罗旺斯的小镇阿尔，他便向高更发出了炽热的邀请，他请高更前来和他一起画画，一起生活，组建画家的小小群体。为了迎接高更，凡·高满怀期待地收拾出他的陋室，我们可以在他的画《画家的卧室》里，看到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很简陋，唯有椅子有两把，其中一把正是他为高更准备的。

后来，高更决定前往南方与凡·高会合，这让内心孤独苦闷的凡·高欣喜若狂。

或许高更到南方并不是因为凡·高的热情，他向来并不是个容易受他人影响的人。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此时也对巴黎的一切厌倦了，想要换个环境。英国作家毛姆所写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就是以高更的一生为蓝本的作品，小说中的高更是个性格古怪又强硬甚至相当自私的家伙，他实在是不会为了其他人而委屈自己的想法。

但是凡·高却会这样做。

所以，当高更到达阿尔的时候，凡·高觉得不仅找到了朋友，不必再忍受孤独，而且找到了指路明灯。

1888年10月，高更到达阿尔，最初的几周里，一切都如梦幻一般融洽美好，凡·高这个时期的作品，都充满着难得的宁静和温和。

不过，两个人在友谊中地位却并不那么“平等”，高更更像是发号施令的领导者，而凡·高却只是个俯首帖耳的顺从者。不过，为了友谊，凡·高对这样的“不平等”也甘之如饴。

时间过了不久，两个人就发现了艺术观念上的诸多冲突，这种冲突无法避免却又无可调和，我们只要看看凡·高和高更两人的作品差别有多大，便能想见二人艺术上的争论有多么激烈。

纵然凡·高在生活上一切都愿意听命于高更，但对于艺术，他不会让半点步。最终，艺术上的争执蔓延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彼此都变得烦躁不安起来。

对于凡·高而言，他的内心是有些担忧的，他格外珍视这难得的友情，所以害怕失去这个难得的朋友。更多的时候是他一厢情愿地付出，他希望得到高更的回应，但是，对于高更这个内心坚硬的人，却觉得有些不胜其烦。他厌恶被任何东西包括情感所束缚，所以很不幸，凡·高的情感越炽烈，高更越觉得无法忍受。

悲剧终于发生了，高更在多次强烈的争执后决意离开阿尔，凡·高或许是意欲挽留，或许是其他原因，手持剃刀匆匆追上了高更。

据说当高更回过头来看着他时，一脸严肃的表情让凡·高却步，掉头回到了家中。等第二天高更回家时，才发现满身是血的凡·高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

关于这个事件，现在有些新的研究，说是当晚二人争执缠斗中，高更意外失手伤到了凡·高，但面对前来的警察，凡·高已毫无记忆，高更却撒了谎。证据就是高更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品中时常有类似一只耳朵的奇怪造型。

面对不省人事的凡·高，高更只留下一句话：“请告诉他，我回巴黎去了。”

两个人的友谊，从此破灭。凡·高的生命中，从此只剩下了冰凉。到了1889年，凡·高精神出现严重问题住进了圣雷米精神病院，到了1890年7月，凡·高饮弹身亡，年仅37岁。

1891年，高更来到了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开始了他的“原始”生活。

我无意评对两位画家的交往中谁是谁非，只不过恰好在国家美术馆里看到了二位的自画像。两幅画都作于1889年，连尺寸也相差不大。1889年，凡·高已病入膏肓，只在精神状态好的时候才被准许画画，高更此时已经回到了巴黎，这两幅肖像勾起了我一种奇妙的体验，所以便想起了这一段画坛上的著名往事。

细看之下，两个人倒很是有些相像！恰好两幅画也代表了他们各自的艺术风格，只看画面，都能感受到这两个人性格倔强，而且画风如此不同，怎么能合到一起去？

我们都谙熟凡·高的悲苦，从画面上看，他的内心此时已经很不安宁，背景交叠铺排的蓝色笔触几乎和他的衣服混同一气，他就像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紧闭的双唇、微皱的眉头和坚毅又凄然的眼神，透露出他的挣扎。

高更的画倒是平静很多，巨大的鼻子在他的脸上占据了醒目的位置，脸上轮廓硬朗分明，让人觉得他是个不会轻易妥协的人。他的眼睛半睁着，望向某处出神，没有太多表情，也让人觉得他情感深邃而淡漠。

高更的画面都带有深深的暗示，他面前的几朵花，暗色的粗大花茎交错着，恰好像是蛇盘曲的身体，花叠在他的手背上，一条蛇从花后面伸出来。再向上看，是两个苹果，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伊甸园里蛇的诱惑。

那条小蛇在他巨大的手掌里显得纤细无力，他能够将此“罪恶”的化身轻易掌控，令人称奇的是高更在自己的头上画了一个明显的光环，这是宗教画中圣者的标志。可见这是多么强大的自信。

其实高更一生也不轻松，也足够称得上苦难，他虽然1891年来到塔希提这个世外桃源，在岛上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并且娶了一位少女，获得了她的温柔和支持，但他的艺术同样不被人认可，并且后来，高更疾病缠身，女儿早夭，他自己也曾自杀未遂，只不过他心中一直有个强烈的信念支撑着他，他坚定地认定自己是个伟大的画家。

所以，这幅自画像早已清楚地表现了他的“野心”。

说来说去，其实两个都是苦命人！

再多说一点，我又想起两人的传记，标题起得真是神来之笔，那么符合他们的性格。凡·高的传记名为《渴望生活》，书中所述尽是他直白炽热的生命和对世界的一往情深，而高更的传记却名为《月亮和六便士》，也正如艺术家冷漠古怪不近人情、自私甚至莫名其妙的性格。两相比较，高更的形象就似乎要差了许多。

不过，就艺术而言，两位曾经的好友，却是不分伯仲的。他们只不过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当然这同样与他们的性格紧密相关。

凡·高的画无论是人是物，表现的都是他的一腔热血，后来这种风格经过发展，成为了“表现主义”；高更的画面却显得平静神秘，上面的人和物，也不能仅作表面观之，而是暗含隐喻，这种风格便被称为“象征主义”。

现在，由于二人年代接近，又都被称为“后印象派”，所以大多数博物馆都会将他们二人的作品陈列在一起，这两位一别之后老死没有再见的朋友，以这样的方式在博物馆重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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