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墓（3）：巴黎先贤祠

作者：罗米

巴黎的公墓不仅有名人，还有更多的普通人，大家共处一园，充分体现了众生平等。

不过，规格最高的墓地，便不是普通人能够进入的了，即使是这些名人，也未必能够获得“准入证”，这就是“先贤祠”。

安葬在这里的“先贤”是获得国家认可的对法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伟人，身故后能够进入先贤祠，是一种无上的殊荣。

所以，不同于公墓，这里的建筑都格外宏伟。

先贤祠是仿造罗马万神殿的样式修建而成的，稳稳地矗立在高处的一片空地上，与周围的建筑保持着距离，以显出它与众不同的身份。大门的样式是仿古希腊式的神庙，高达数十米的柱头举起山形墙，墙上的浮雕名为《在自由和历史之间的祖国》。下面的铭文表达了对先贤们特别的敬意：“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看到这句铭文，我想足以令法国人内心澎湃吧，这称得上是爱国主义的最好教材。

十字形的建筑中间升起罗马式的穹顶，足够烘托出庄严肃穆的氛围。建筑的体量很大，长100米，宽84米，高83米，唯有这样，才能衬托常人的渺小和先贤们的伟大吧！

比起公墓的随意，这里就严整得多了，每一座雕塑每一面壁画，都记录着法国历史上的伟大瞬间。

巨大的傅科摆从几十米高的天穹正中垂下来，细细的丝拴着末端金色的大球缓缓摆动，据说这是当时为了证明地球的自转而发明的。究竟为何就能证明自转，如何证明，我真是一头雾水，看来要好好补补科技史的课。

先贤们的墓都在地下，倒正好安静地长眠，不太会被人打搅。

地下的墓穴是从一个厅向外发散的墓道，唯有伏尔泰和卢梭，这位两启蒙主义的巨人的墓被设在大厅里，每个人拥有一座塑像，身后还有装饰各不相同的棺椁，这是整个先贤祠中规模最高的墓穴，也显现了法国人对这两位思想家的敬重。

墓道大概是按年代来安排的，每一道都有许多墓穴，每个墓穴里也并不一定只有一个人在此长眠，有些还停着几个人的石棺。这些不大的墓穴都很暗，大部分不能进去参观，所以墓门口会有墓主的生平介绍。比起公墓里的名人们占据着宽敞的地盘，有些甚至还有一尊巨大的雕塑作为墓碑，先贤们能够享用的地方就要小得多。

居里夫妇的墓是开放的，先生的石棺在下方，夫人的棺在上方。居里夫人的石棺上摆着许观众献上的字条和鲜花，显得格外温馨而亲切。我呆呆地看着冰冷的石棺，眼泪直流。一个女性，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她渡过了那样艰难的岁月，不顾身体，不求回报，这样的坚忍，又这样的孤独，并且这样的不幸。还好，后世终给了这位伟大的奇女子一个公正的评价。她的墓室在整个先贤祠里是最热闹的，我想，这便是我们这些后人能够给予的最大的敬意了。

居里夫人也是第一位进入先贤祠的女性。

文学家雨果和评论家左拉的石棺被停放在一个墓穴里，两位作家，相对而眠，夜深人静的时候说不定还要讨论一番，哈哈，这倒是个很有趣的安排。

有一个墓道，全是拿破仑时期被安葬在此的，除了一身戎装战功显赫的军人，还有科学家、文学家、数学家、律师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画家维恩，他是大卫的老师，就是给拿破仑画《加冕礼》并且把拿破仑画得英勇神武、恍如天神般的那个大卫的老师。大概是因为大卫这个学生太得拿破仑青眼，所以作为表彰老师授业有功，于是让他进了先贤祠。可惜，等到大卫自己离世的时候，拿破仑已经倒了台，不然，他一定会被皇帝“钦定”进入先贤祠的。

这些先贤们有许多并不是在离世时便能够获得入葬此地的荣誉的，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大仲马，到了2002年才被移入这里，距他去世已经132年，而有些等待的时间更久，长达两百年。

一生的功绩，最终在先贤祠得到了国家的“盖棺定论”，这漫长的等待也值得。

不过，比起无法入葬先贤祠，最痛苦的大概是从先贤祠被移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急先锋马拉，在1793年被政敌刺杀后引起当进的巨大轰动，他在当时算是“为国捐躯”，因此被葬入先贤祠。

到了1794年，马拉作为一个“暴力”的符号，他所象征的“革命”和“牺牲”精神变成了“恐怖统治”的代名词，他的死所具有的崇高感便立刻消失了。被搬出先贤祠，也就理所应该。

这位大革命的急先锋在把无数人送上断头台的时候，大概未曾想到自己身后竟然还有这样一番动荡的结局。

我们总说盖棺定论，对于马拉而言，棺是盖了，但并未“定论”。也是一声哀叹！现在，大厅里有一幅马拉的生平喷绘，靠在墙边孤孤单单。

现在，先贤祠一共安葬了72位对法国贡献非凡的人，其中有许多名声并不那么响亮，建树似乎也并不特别大，据说只因为考量的标准在于他们对法兰西民族的思想贡献。

此刻，这些宁静而幽深的墓穴已经毫无生气，毫无温度，但一想起他们中的许多都活在我们的各科教科书里，又觉得这样鲜活而亲切。

一个人应该怎样度过一生，在巴黎的墓地，我不由得再一次思考这个宏大又沉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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